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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委托合同”引出的纠纷和启示

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 发布于:2017-10-15 分类:司法行政专业案例

案情简介

2015年11月初,一位坐着轮椅车的老伯在保姆的帮助下来到区访调对接人民调解工作室,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被“黑律师”坑骗的遭遇:2014年12月他为交通事故赔偿事宜与上海某某法律咨询事务所的金先生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后经法院民事调解获得伤残赔偿金和鉴定费、诉讼费、律师费共计人民币40万余元,但实际进到他账的钱只有30万余元,近10万元赔偿款被委托的“黑律师”拿走。老伯称自己是重残无业的孤老,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重残无业社会救助金。这笔交通事故赔偿金是他今后看病就医的养命钱,要求为他主持公道,希望“黑律师”退还全部钱款。

经调查了解,该老伯姓郑居住在某小区,2014年5月郑老伯外出途中与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认定:机动车一方为交通事故肇事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郑老伯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为交通事故赔偿事宜其请求街道残联帮助。在残联某工作人员的引荐下,2014年12月,某法律咨询事务所指派金先生上门与郑老伯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签订“委托合同”时,金先生还特意请了郑老伯所在居委会书记和街道残联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见证。

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第五条约定内容:“在交通事故调解书或法院判决书的实际赔偿款当中,先由被委托方提取垫付的鉴定费、诉讼费和律师费,如果实际赔偿款在20万元以内,被委托方收取伤残赔偿金的8%,如果实际赔偿金超过20万元的,超出的部分被委托方再加收30%,作为委托方支付给被委托方的咨询及服务费,剩余款项归委托方所有”,因此金先生收取了郑老伯近10万元咨询服务费。然而郑老伯在拿到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后,怎么也想不明白,代理这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彭律师,律师费是4000元,但金先生只凭一份委托合同,就收取了近10万元的法律咨询服务费且不出具任何收费凭证。两者比较之下郑老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投诉“黑律师”骗钱。

 

调解过程

经调解员调查,与郑老伯签订委托合同的“某法律咨询事务所”是一家注册登记在奉贤区的民营企业,金先生他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是该企业派驻闵行营业点的一位负责人。因为“某法律咨询事务所”不属于律师事务所,所以物价行政部门没有收费指导价。郑老伯虽然持有残疾证,但主要是肢体残疾,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这份“委托合同”作为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郑老伯对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否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约束?回答是肯定的,因此调解这起纠纷,就必须围绕公平原则,找出“委托合同”约定的收费比例与咨询服务事项的难易程度之间平衡点。

如何帮助郑老伯依法维权,这位金先生究竟收取了郑老伯多少钱?调解员及时走访调查,摸清事实真相。从法院的调解文书中反映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方送郑老伯到医院救治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6800元,要从获得的伤残赔偿金中直接扣除,因此郑老伯应该实际得到的伤残赔偿金应该是40万余元。郑老伯已经到账30万余元,金先生实际收取的法律咨询服务费共计为8万余元,另外在案件诉讼过程中,金先生曾为郑老伯先行垫付了案件诉讼费、律师费和伤残鉴定费共计1万余元,这笔钱是郑老伯理所应当归还的,不能计算在金先生收取的咨询服务费中。

针对该法律咨询事务所坚持认为自己根据“委托合同”收费,符合“合同法”规定,没有过错不愿意退还欠款的态度,调解员运用“剥洋葱”的原理一一予以指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从服务的对象看,郑老伯是一位重残无业、低收入的孤老,作为法律咨询服务者,应该知晓郑老伯是符合司法行政部门无偿法律援助条件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老人不知道有这样无偿法律援助救济途径,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企业服务者应该告知并指引郑老伯向司法部门申请无偿的法律援助。第二、从委托当事人的知情权看,在与郑老伯签订“委托合同”时,金先生考虑很周到——请了居委书记和残联工作人员在现场见证,正是金先生出于本位的私利,将单位性质和本人企业员工的身份没有明明白白告知郑老伯和居委书记,使得郑老伯和居委干部产生误解,把企业误认为是律师事务所,将金先生误认为律师。3、从委托案件的难易程度看,因为这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明确,由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而且肇事机动车是本市沪牌车辆,有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可以说郑老伯这起交通事故理赔案的法律关系简单,被委托方只要帮助郑老伯完成伤残等级鉴定拿到鉴定报告理赔就可成功,可以说这起赔偿案不存在争议风险,但“委托合同”约定收费将超出20万元赔偿金的部分在8%基础上再加收30%的服务费,显然服务与收费不对等,过高收费、有失公平的事实存在。调解员明确要求金先生应当从承担社会责任角度,综合法、理、情考虑,拿出诚意端正态度,退还多收的钱款。

针对郑老伯坚持要求某法律咨询事务所全额退款的诉求,调解员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劝人,对郑老伯耐心开展疏导教育:第一、从法律层面分析,郑老伯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对签订的“委托合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从诉求是否适当方面分析,在这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金先生为郑老伯伤残等级鉴定、提起诉讼等事项中提供了一系列的交通服务和先行垫付诉讼费、律师费和鉴定费等等,这事实双方无争议的,由于物价行政部门对企业有偿服务收费价格已经全面放开,因此郑老伯要求某法律咨询事务所退还收取的全部咨询服务费8万余元的诉求,在法律框架内无法得到支持。第三、从委托案件的难易程度看,企业服务与收费不对等的事实存在,依据公平原则,建议郑老伯对加收的30%服务费范围内提出适当诉求。

2015年11月9日,经组织纠纷当事人面对面协商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某法律咨询事务所同意将实际收取的咨询服务费的50%退还给郑老伯,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条款在签约之日当场履行到位。当事人郑老伯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特意给人民调解工作室寄来感谢信。

 

调解心得

这个案例告诉大家“某法律咨询事务所”与“某律师事务所”虽然名称上相近,但实际上“前者”与“后者”单位性质不同、收费的标准差别更大。前者“某法律咨询事务所”性质属于企业,企业为委托当事人提供服务,物价行政部门没有指导价,按照市场价行情合同双方约定即可;被委托企业与委托当事人之间可以签订风险代理合同,不受行政部门约束。而后者属于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委托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其收费不得高于物价行政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如果律师违反收费规定,物价行政部门可以依法查处。

因此,今后在签订“委托合同”前,一定要查清被委托方的单位性质和收费标准;在签订“委托合同”中,一定要细致研究每一个约定条款,不能盲目信任,随意签约。在公民普法教育宣传中,要加强宣传《合同法》及签约守约精神的教育,有利于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调解员受案后,走访调查弄清事实真相,摸清当事人心态。调解中虽然调的是事情,但重点解的是心结,调解员以法制思维引路,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于情理疏导之中;依据公平原则,先采用背对背调解,在双方当事人缩小纠纷争议、形成基本共识时,再面对面组织调解,方法得当起到事半功倍效果,依法有效维护了老年人合法权益,达到了人民调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

另一方面,从郑老伯这起纠纷案件中值得我们反思:目前社区基层为老服务、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知识还很缺乏,法律服务的能力还很薄弱。郑老伯与某法律咨询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时,如果基层居委会干部、助残员能够了解司法行政部门无偿法律援助的相关政策规定,就能在为郑老伯提供更贴心更有效的法律服务,从而将矛盾纠纷预防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一线。因此在贯彻落实市委一号课题过程中,要强化社区基层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的能力的建设,进一步畅通渠道为百姓群众提供最后一公里的法律服务,让人民群众处处能享受到身边的法律服务,公平公正的法律服务。

 

 

(闵行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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